11月15日，“木刻春秋 水印天香——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十竹斋木版水印艺术作品展”在暨南大学四海艺术空间开展。在建校117周年之际，暨大特别筹办此次展演，旨在让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学子能近距离触摸历史，感悟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树立和培养文化自信。
暨大党委书记林如鹏表示，今年是习视察暨大五周年，暨大牢记提出的“擦亮金字招牌”“将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五洲四海”的谆谆教诲，牢记使命，立足教育之本，努力培养具有家国情怀的高水平现代化人才。同时，学校将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融入教学之中，本次展览体现出暨大致力于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坚定信念。
本展策展人、暨大文化遗产创意产业研究院院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传统手工艺：传承与创新”教席首席主持陈平告诉记者，作为一个专门研究文化遗产与创意产业的研究机构，该研究院初心是“用好文化遗产，讲好中国故事”。本次展览在中国工艺美术学会与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民族文化创意产业专业委员会的大力支持下，是研究院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席资质后策划的又一个艺术展览，让传承在这里绽放和延续。
中国工艺美术学会驻会常务副理事长说道，研究院成功策划木版水印展，是对十竹斋木版水印技艺历史文化进程的一次重要展示，更是对这项古老技艺在当代社会中继承和发展的生动体现。
木版水印是我国杰出的艺术瑰宝，包含了中国人的智慧与创造力，它的复兴与发展离不开一代代木刻水印人的艰苦奋斗和传承创新。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杭州十竹斋艺术馆馆长魏立中介绍了近年来十竹斋努力通过技术与艺术将中国版画印刷术的魅力展现给世界的经验与经历，以及实现文明互鉴，展示东西方文化沟通与对话的方式。魏立中大师表示，通过多年的对外交流，木版水印技艺及其承载的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得到了国际认可。
郑振铎先生之孙、史学家郑源先生在演讲中介绍了郑振铎先生的生平。郑振铎是我国现代文学家、社会活动家、文物收藏家、鉴定家、考古学家、藏书家，景星学社社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郑源提到，郑振铎曾在暨大任文学院院长，兼任图书馆馆长等职务。他珍爱中国传统文化，一生为民族文化传承创新不懈努力，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其中，他和鲁迅一同编译编印的《北平笺谱》和翻刻的《十竹斋笺谱》成为了中国传统木刻艺术的纪念碑，影响深远。此外，郑振铎也是民国年间最早认识到版画价值的人之一，且一度是最大的版画收藏家。他所著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收录了很多古代版画，为版画艺术的传承和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开展仪式后，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艺术年鉴》执行主编、副研究员吴昊做《从自然物到祥瑞符号一一虎在中国文化体系中的演变》讲座。活动后，羊城晚报独家专访了国家非遗传承人魏立中，郑振铎之孙、史学家郑源。
羊城晚报：木版水印与传统的中国印刷术及木版年画有何不一样？它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
魏立中：木版水印本身就是中国的传统印刷技术，是印刷术发展到一定高度时由黑白变成了彩色。1900年敦煌发现一卷《金刚经》，结尾处写着“咸通九年”，即公元868年，这幅画就是木版水印的开始，也是雕版印刷术的开始。
我们通常把彩色的印刷术定义为木版水印线年间，中国的印刷术达到了世界巅峰，出现了以十竹斋为代表的《湖山胜概》《西厢记》《萝轩变古笺谱》《十竹斋书画谱》《十竹斋笺谱》《芥子园画传》等，创作了全世界风靡一时的作品。这是印刷术里最有高度的一种，我们后来把它分类成木版水印，因为它集绘画、雕刻、印刷于一体。
我们常规的木版年画只是刻印年节的图案，而木版水印是图书的一个载体，无图不成书，它通过图片故事的形式传播文化。木版水印根据水墨渗透原理显示笔触墨韵，既可用以创作体现自身特点的艺术作品，也可逼线年它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名录。
魏立中：我觉得应该改名为“水印版画”，因为“木版水印”只是制作水印版画的工具、技艺，这个名字不利于它被大众所熟知。我们要告诉大家：这是用木版水印技艺制作中国的版画，非常环保，没有有害物质。
我希望我国的大学、专业美术学院都可以开设水印版画专业，因为我觉得它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艺术瑰宝。瑞士版本学家杨·契肖德教授说过，十竹斋的笺纸不仅仅是古代中国画的上佳之作，更构成了全世界已知绘画艺术门类中独一无二的瑰宝。
魏立中：“十竹斋”原为明末的文化机构，相当于今天的印刷出版社加编辑部，它存世只有30年不到的历史，清朝后其斋号就没了，但其技术传承了下来，现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剑桥大学图书馆等都有收藏《十竹斋书画谱》的作品。
我取名十竹斋是想向古人致敬，学习古人创造发明的智慧，让这一金字招牌重放光芒。我希望以古十竹斋的斋名为旗号，忠实继承传统技法，然后把它介绍给全世界，增强民族自信。
魏立中：我五六岁就开始画画了，从小就看《三国志》《红楼梦》及书里的版画插图，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对传统历史文化特别喜欢。我小时候住的四合院里有雕刻的花窗牛腿精美图案，传统木刻元素影响我至今。
后来我到浙江美术学院学习，有位老师开了木版水印的专题讲座，给我很多启发。我觉得木版水印的发展历程，就是中国印刷术的发展史、中国版画发展史、中国科技发展史。但这么一段灿烂的历史，年轻人很少知道，所以我选择去学习和传承，那时我21岁。
魏立中：上世纪50年代，民间的木版水印被引进到浙江美术学院，做到了一些古人做不到、想不到的事情，创造了一千多年来的巅峰。我学了师父的技艺后，也希望能把它传播给更年轻的学生。因为我觉得学生的眼睛是很干净很纯粹的，只有干净又坚持的人才能把一件事情做得非常完美。因此，我在大学、中学、小学设立了这门课程，在我国北京、天津、上海、杭州，法国、英国等地方的十几所学校设立了木版水印课程。我通过国家艺术基金培养了十余名徒弟，让他们把木版水印带给更多的学生，这个传承是润物无声的。此外，我也推动了木版水印的申遗工作。我的理想是在杭州有一个永久性的十竹斋版画博物馆址，让更多人了解中国印刷史、版画史。
魏立中：在木版水印方面，我第一个突破就是不再按照古人的方法以复制为主。我用传统的技艺加上特殊纸张和画面的结合，做成了《一团和气图》《廿四节气》这样的作品。第二个是木版水印第一次走进中国最高的艺术殿堂—中国美术馆，并用自己的努力和好友们的支持走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大英图书馆、日内瓦万国宫、洛杉矶、柏林、巴黎、伦敦等国际舞台。
羊城晚报：为何您多次来到暨大？暨大在传承木版水印和其他非遗文化方面有何优势？
魏立中：在这么好的时代，我觉得弘扬和传承民族文化很有必要。在暨大，有很多海外学子能够回到祖国怀抱，体验祖先的传统木版水印技艺，这是特别好的。这样的文化基因如果播种到每个暨大学子的心里，那么他们无论走得多远都会思念祖国和家人。传统文化的基因是会发酵的，慢慢会传播到更远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到暨大来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办这个展览的目的就是向整个港澳台、东南亚及海外的学子传播这门优秀的传统文化。
魏立中：“择一事，终一生”，我对很多事情都感兴趣，但是我只选择了木版水印，我觉得做好这件事就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事情。作为一个艺术家，我的使命就是不断地去创作，让我刻印的作品成为五百年后的经典。就像米开朗基罗·博纳罗蒂说的那样：我在大理石中看到了被禁锢的天使，只有一直雕刻，才能将他释放。
羊城晚报：您的祖父郑振铎先生在暨南大学任教期间有什么令您印象深刻的故事？
郑源：他在暨大不仅和老师们关系好，和学生们相处也很融洽。他会经常和学生一起聊天，邀请他们来家里吃饭，在编辑部工作时也会邀请学生帮忙。
在暨大的最后一课，他的文章里也写到很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攻入上海租界。在上海租界的所有专科以上学校中，暨南大学（注：前身是1906年清政府创立于南京的暨南学堂，后迁至上海）是第一所被日军侵入并进行大规模搜查的学校。在《最后一课》文中，他写道：“谁都明白这‘最后一课’的意义。我愿意讲得愈多愈好，学生们愿意笔记得愈多愈好。”
他最痛恨那些汉奸和破坏中华文化的人，他最痛心的是他几万册的藏书在两次日军的轰炸中没能幸存下来。看着远处的熊熊火光和天上飘来被烧破的纸张，他说，这些都是他的书飘来找他。
郑源：祖父对我最大影响是他对中华文化的热爱和爱国热忱。当年战火纷飞，加上侵略者的抢夺，大量藏书失散各地。祖父坚持在最危险的时候留在上海，他说，如果这些书都流失到了国外，那么将来研究中国文化就都要去到国外，这是炎黄子孙的奇耻大辱，是百世也不能够洗涤的！他说这是国宝，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
祖父说过，他不是为了藏书而藏书，是为了研究，等他死后，这些书都是国家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祖父将自己的文物捐赠给国家。他去世时来不及留下任何遗嘱。当时我奶奶、爸爸、姑姑都有一致的观点，就是把这10万册书都交给国家。我将家中郑振铎生前使用过的清代家具和文房四宝，以及手稿信札等分别捐赠给福建长乐郑振铎纪念馆和温州郑振铎纪念馆，另外我还曾几次向西藏墨脱边远地区的学校捐赠图书。国家图书馆现在有一个西谛藏书库，是以祖父的名字命名的（注：郑振铎笔名西谛），这是国家图书馆建馆至今唯一一个以个人名字命名的书库。祖父的行为和思想深深影响着我的家人们。
其实在生活上祖父也给了我很大影响。他在家里是一个慈父，但是在朋友眼中却是一个大小孩。因为他从小喜欢童话，所以主编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儿童文学杂志——《儿童世界》。在和朋友相聚的时候，他会同大家讲童话助兴。“对朋友真诚，对家人友爱”也是我从他身上学到的。
郑源：何炳松校长比我祖父年纪更大，可以说是我祖父的长辈，但他们之间的私交非常多，祖父也很敬重何校长的人品。所以在何炳松出任暨大的校长时，祖父首先来协助他，帮助暨大度过困难时期。后来我的祖父在抢救书籍时，因为深知自己势单力薄，他便想到联合几位在上海德高望重，同样对中国文献非常关心的长者。他首先想到的就是何炳松，还有就是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中法大学教授张风举等人，结成“文献保存同志会”。他们联名给重庆的教育部写信，要求政府出面来挽救局面。
郑源：暨大对图书的抢救工作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资金支持。因为当时祖父手上没有那么多钱，而书商又催着交款。于是他便同暨大的同学们说，同学们都非常支持他，很快就帮他把钱凑齐了。
郑源：鲁迅一直对版画插图和民间美术作品很感兴趣，他本人也一直致力于版画的收藏和推广工作。当时鲁迅正准备搜集笺纸样张，自行编印笺谱，他偶然看到了郑振铎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这部图文并茂的文学史让鲁迅了解到了郑振铎对中国传统版画研究的深入和细致，便邀请郑振铎和他一起合作编写《北平笺谱》。出于对版画技艺的共同爱好和对文化保护工作的热忱，二人一拍即合开始了合作。
羊城晚报：您能分享一下郑振铎先生和鲁迅先生在拯救木版水印技艺过程中的故事吗？
郑源：1933年，鲁迅和郑振铎担忧木版水印技艺正在濒临消亡，为了抢救这些文物，鲁迅写信给当时在北平的郑振铎，建议由两人合作，择优刻印成集。郑振铎收到邀请后积极响应，回上海后登门拜访鲁迅，二人对笺谱的编撰工作进行了详细的筹划。郑振铎回北平后走遍各大书斋，搜求木刻画，再将画本寄回上海给鲁迅挑选。最终，鲁迅在收集的500余幅画件中选择了300余幅，汇编成《北平笺谱》。
郑源：我觉得这次木版水印能在暨大办展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暨大是一所侨校，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通过这个平台，不仅能很好地传承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还能把中国古老的、传统的木版水印技艺推向世界，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羊城晚报：魏立中先生多年来为木版水印的传承、创新和推广做了很多贡献，您是怎么评价的？
郑源：杭州十竹斋艺术馆往小了说是传承木版水印工艺，往大了说是传播中国文化。我去杭州拜访过魏立中老师，也看过很多他的作品。他的作品注重格调、细致典雅、非常秀美。我觉得他不仅是一个工匠，也是中国文化的传播者。我觉得还需要培养更多从事木版水印的工匠。就好像鲁迅和郑振铎出版的这些笺谱，他们把工匠的名字刻在书的后面，他们都很重视工匠。
郑源：我觉得国家应当在培养工匠上予以大力支持。虽然在文化的推广方面有像魏立中老师这样的传承人在努力坚守，但单打独斗始终不是长久的方法。想要更好地传承和发扬木版水印技艺，关键还是要培育更多像魏老师一样的大国工匠。
